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之路

所以，有序协同和系统控制就变得非常重要。

但是，朱镕基先生仍然缺乏综合经济问题的理论高度，朱镕基先生也尚未形成系统解决经济问题的一揽子战略规划。这双重主权是被谁侵蚀的？当然是被国际金融资本及其国内代理人侵蚀的。

三项决策逻辑性极强，第一项是目标，第二项是经济保障，第三项是政治保障。在中国这样有社会主义传统的国家，增收税赋一向极为敏感。尤为严重的是，政治家们一旦斩断了经济学的春秋史笔，政府机会主义就可以肆意泛滥。这就意味着，中国将从本国的商品生产和输出，进化到全球商品的生产和流通管理。不错，朱镕基先生对经济问题有敏锐的直觉。

从来就没有脱离了政治的经济问题，经济问题也永远无法脱离政治。于是，汇改和WTO就构成了朱镕基新政的两个重要支点。如果，按照笔者广义财政理论来分析，中国实际的制度成本远远超出了政府财政报告中的提供的资料。

在轰轰烈烈的十年城市建设高潮中，数以百万亿计的农民财产（土地出让金）被转移了，这虽然是具有现代性的土地兼并，但仍然是土地兼并。很可悲，原本一个在特定时间勉强正确的东西，被人为地拉入了另一个时间段，正确的东西变成了错误的东西，甚至酝酿成为一场灾难。如果，依照笔者广义财政理论中广义税赋理论的逻辑，前文所述的各种类型的分配扭曲，大体可以理解为不同主体（利益集团）对中国国民的非法课税行为。这在古今中外的经济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。

你也终于可以理解了，香港不存在产业升级的可能了，税务局当然没有兴趣搞创业和创新，税务局变着法子去搞税赋增收。这个问题答案是现成的，加入WTO。

毫不夸张地说，朱镕基新政带来的问题，一点儿也不比解决的少。笔者必须指出，那些跳出分配问题，片面强调市场化改革的理论和实践，是在掩盖问题、模糊焦点、拖延时间，我们无法等到利益集团胜利大逃亡之后再开启变革（太晚了）。当然，完善财政的过程，也必然成为完善宪政的过程。要理解耗散结构理论，关键是弄清楚如下几个概念：远离平衡态、非线性、开放系统、涨落、突变。

理论上讲，政府可以通过增加赋税来解决政府和国民面临的一切经济问题。我们所看到的中美经济政策的完美配合，就是中国经济政策被外部操纵的最好例证。伊利亚·普里高津（Илья? Рома?нович Приго?жин，1917年1月25日－2003年5月28日）发明了耗散结构理论。在相当长的时间中，中国的土地、矿产等资源的价格，都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。

如何保八呢？非常之事，期待非常之人。中国底层国民，在承受人民币低估和要素价格低估的双重压榨之后，还直接承受了劳动价格的残酷剥削。

中国已经解决了市场发展空间问题。为了吸引国际金融资本进入中国，朱镕基新政采取了低估人民币的权宜性措施。

十六大经济决策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，我国积累了天量的外汇储备，发行了天量的基础货币，资产价格和商品价格开始极度扭曲。笔者估计，人民币被低估的幅度超过人民币实际购买力的50％或以上。通过定向转移支付，扭转极度扭曲的国民经济结构。中国主要的生产要素全部被大型国企垄断，中国缺乏反垄断的制度安排，要素价格成为国企向民企牟利的利刃。耗散结构理论，研究一个系统从混沌无序向有序转化的机理、条件和规律的科学。笔者对中国特色城市化理论感到愤怒，城市化原本是指三农三化，意即农村城市化、农业工业化、农民市民化，哪里是指城市钢筋混凝土化？我们是在筑城，而远非城市化。

十四大作出了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：第一，第一次提出了保八的概念（GDP增长由6％提高到8％）。中国在让度了一部分经济管理主权之后，中国的经济政策开始受到外部势力的操控。

要素价格的扭曲，为中国制造提供了占领国际市场的技术条件，但也带来了严重后果：一是中国的有限的自然资源被野蛮地开发，国民财富大规模流失。抚摸香港的经济脉络，你应该可以参透大陆的经济发展思路了。

历史是连续统一的，参不透经济历史，如何研究经济现实？事实上，由于失去了宏大的历史视野，我国经济学研究退出了道的层面，过度纠结于术的层面。从来就没有脱离了政治的经济问题，经济问题也永远无法脱离政治。

事实上，中国的生产效率，被高企的制度成本打残了。认识经济发展历史周期的关键，在于对经济发展周期拐点的精确把握。首先，我们分析国际分配结构扭曲问题。伟大的经济史学家，也只能扩阔一个时代社会精英的历史视野。

总之，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协同，要求制度和政策的转变是全方位的，内外协同、上下协同、制度与政策协同、中央与地方协同、部门之间协同、行业之间协同、产业之间协同等等。所谓的顶层设计，所谓的深化市场化改革，目的无非就是两化：权力资本化。

如果，为了体现公平正义的原则，而使国民经济陷入严重衰退，那就失去了经济改革的终极意义。我国的经济问题也不例外。

进入 卢麒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经济制度 经济政策 十八大 。历史地看，经济政策从来都是双刃剑，发一利，必留一患。

十八大，正处于微妙的历史时刻。我们期待着第一种可能性。当然，必要的时候，也可以将财政定向转移支付进行金融创新（细节另文讨论），以重新启动陷入停滞的经济体系，使国民经济快速走出衰退的阴影。中国按照三色财政的逻辑（白色财政、灰色财政、黑色财政）计算，政府的总支出已经超过GDP的50％了，应该接近或达到世界税赋（指实际而非名义税赋）水平的上限了。

三项决策逻辑性极强，第一项是目标，第二项是经济保障，第三项是政治保障。如果，政府不能迅速启动经济，并取得经济的高速发展，就无法解决婴儿潮（六零后和七零后）带来的就业压力。

在匆忙的摸石头式的经济政策试验中，大量的临时性和权宜性的经济政策出台了。笔者手上缺乏精确数据，就有限的数据作判断，朱镕基新政效用的时间边际应在二零零二年。

既然，系统是远离平衡态的、非线性的，我们就无需刻意追求稳定增长，经济维稳思维（例如保八）是片面的和僵化的。几乎所有生产要素价格都在反复上涨，而民企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调整往往严重后置，为了维持生产，他们耗尽了自己的原始积累，他们只能接受金融特权者的残酷压榨，直到榨尽最后一滴血。